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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明洋又上《新闻联播》了。
11月1日，我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以下简称“42次”）从上海起航，当天的《新闻联播》对此进行了播报。
总计18秒的新闻里，镜头扫过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和它左舷边的一排队员。如果把这个画面定格、放大，就能依稀看到站在其中的边明洋。
在边明洋的微信签名栏上，写着“轻易不出征，出征必巅峰”。如果说去南极算一种人生“巅峰”，那么这位24岁的幕墙板安装工此时正在经历第二次巅峰体验。
不过，边明洋的巅峰记录远不算多。在与他同行的队友中，有人已是第10次出发去南极。
12月初，参与我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建设者正在中山站区域进行卸货作业。曹涛 摄
“大长了见识”
位于南极大陆罗斯海特拉诺瓦湾的恩克斯堡岛在英语中被称作Inexpressible Island，直译为“难言岛”。和这个名字一样，那里的自然环境的确“一言难尽”。岛上常年多大风，夏天时，风力四五级已属于“难得的好天气”，冬天最大风速能达到每秒60米。此外，因冰川运动，岛上遍布大大小小的碎石，稍不留神就可能崴脚。
与此同时，恩克斯堡岛的美也“难以言表”。它面朝大海，背靠雪山，至纯至净，仿若仙境。岛上还有一处企鹅聚集地，每到夏天都有数万只企鹅前来孵蛋育子。
2023年，边明洋第一次到南极时，目的地正是恩克斯堡岛。
那年夏天，在上海一处工地干活的边明洋偶然听说有去南极打工的机会，很快便报了名，“这可能是唯一一次机会，可以看到企鹅和不一样的世界”。
虽然有工友说南极很冷、条件很苦，但边明洋一点都没动摇。“如果能去那里为国家做一点事，是非常有意义的。”很正经地说完前面这句，这位00后小伙子又实诚地补充道：“当然了，也想多赚一点钱。”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恩克斯堡岛成了考察南极冰盖雪被、陆缘冰及海冰的理想之地。该岛附近有德国、韩国和意大利的科考站，向南300公里则是美国最大的南极科考站麦克默多站。
2018年2月7日，五星红旗在恩克斯堡岛上升起，中国第五个南极科考站秦岭站正式选址奠基，这也是我国首个面向太平洋扇区的科考站。
在南极建科考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17年，中铁建工集团南极项目部开始在恩克斯堡岛建临时设施，直到6年后我国第40次南极科考（以下简称“40次”）时，才正式开启秦岭站主体工程建设。边明洋就是作为南极项目部的一员参与到40次中的。
边明洋和队友们刚到恩克斯堡岛时，“那儿什么都没有”。工人们一边从船上卸货，一边搭建生活设施。虽然做了不少心理准备，虽然此前也走南闯北去不少地方打过工，但南极的这个工地，还是让边明洋“大长了见识”。
最初，海水淡化系统没安装好，生活用水只能靠带去的桶装水。为了节水，吃饭时大家的碗里都是套上食品袋后才盛饭盛菜，下一顿再换个袋子，筷子则用纸巾擦一下就算洗过。边明洋记得，那时候每天只能用一点水抹下脸、刷个牙，干活干得一身臭汗也洗不了澡。
就这样过了5天，生活区才通了水。
在南极搞建设，难的不止是生活。回想起40次时的经历，南极项目部经理郑迪形容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地处地球寒极和风极，南极能够干室外工程的窗口期很短，只有每年11月到次年2月。为了完成秦岭站主体工程建设，施工队伍刚开始每天干八九个小时，到后来最多时一天干17个小时，日均作业时间超15个小时。
直到现在，郑迪的脑子里还留着一个疑问，“40次时参与建设秦岭站的有84人，那么紧张的工期，那么艰苦的条件，怎么居然没有一个人抱怨？”
严苛的自然环境，反而让人更宽容了。
11月1日，李乐到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码头为丈夫郑迪送行。本报记者 蒋菡 摄
“这可能就是信念的力量吧”
严苛的自然环境，也让施工更艰难了。
自2002年以来，中铁建工集团的建设者已经22次远征南极，先后参与长城站、中山站和秦岭站的建设。42次中，南极项目部有10人将参与中山站相关建设任务，其余22人前往秦岭站，与在那里越冬的建设者一起继续完成后续工作。
“很多同样的活儿，在那边干起来难度要大不少。”南极项目部安全总监王世明举例说，“在国内，大多数情况下打地基很容易，但中山站和秦岭站选址处地面都是花岗岩，强度很高，要先在地面打孔，再把基础锚杆插入孔中灌浆固定。”
地上环境不佳，天上条件更不好。2024年初，南极的气候有点反常，刮风的时间比上一年多了一倍。边明洋记得，有一次因为风太大，上下班往返施工区与生活区间500米的路程时，大家必须拉着一条绳子一起走。
那天，王世明也在现场。“大型机械把路面压实了，下雪后走起来非常滑，而且中途有段下坡路，很容易摔倒。”据他回忆，当时风卷着雪花，目之所及全是白茫茫一片。有几个工人绳子脱手后走偏了，王世明赶紧跑上前用小喇叭扯着嗓子提醒。“他们要是往海里走，可就危险了。”
一年多以后，再说起那一幕，见惯大风大浪的王世明还是有些后怕，“我的职责就是要确保每个人干完活，挣到钱，安安全全回家”。
后来有一天，天气预报显示又要刮大风。当时，秦岭站的主楼已基本建成，但4个迎风面的幕墙板还没安装。如果就这样等着风来，主楼可能会因此受损。
“正常情况下，如果风力超过6级，幕墙板就不能起吊，但在南极，这个规定没办法适用。”王世明说，那一次施工队安排了两辆吊车、上了50个人，连续干了十多个小时，硬是赶在大风到来前装好了全部迎风面的幕墙板。
“干活时真觉得苦，但回想起来还挺有趣的。”王世明笑着说，越艰难越激发斗志，幕墙板装完后，好多工人都想哭。那是一种五味杂陈的情绪，兴奋，激动，如释重负，还有一些自我感动。
边明洋的想法倒是和别人不太一样。“当时只想着，这活儿要是干不完，《新闻联播》就上不了了。”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郑迪记得40次中与秦岭站建设相关的许多数据，13天完成秦岭站区域9300吨物资的卸运工作，不到15天完成秦岭站主楼钢结构搭建，仅用52天完成秦岭站结构和外幕墙施工……
他尤其记得，在工期最后一个节点前3天，持续的大风突然停了，施工队得以争分夺秒地完成收尾工作。“挺神奇的。”郑迪感慨，“这可能就是信念的力量吧。”
使命必达。正如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的那句话：一个人对奇迹的信念，永远是奇迹能够产生的首要前提。
2024年2月7日，秦岭站开站，当晚的《新闻联播》播出了这条新闻。
在我国第41次南极科学考察期间，建设者们在吊装建筑材料。郑迪 摄
“90%的人去了还想去”
在今年南极项目部的出征队伍里，钢结构安装工万尚拿到的是“最后一张船票”。
“我太幸运了！”万尚说一开始自己是候补人员，因为一位工人临时退出，他才有了第4次去南极的机会。
去南极，似乎是一件会“上瘾”的事。
“第一次去比较开心，这一次去非常开心。”出发前，当被问及心情时，边明洋这样说。
“为什么这么开心？”
“因为又能看到企鹅、海豹了！”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神情，“宿舍附近经常能看到企鹅，最近的时候离我们只有一两米。”
此次随42次出征的中铁建工集团人员中，像万尚和边明洋这样的普通工人有25位。钢结构安装工王忠是其中去南极次数最多的，10次。41次时留在秦岭站越冬的南极项目部副经理罗煌勋——大家都叫他老罗——则是全集团去南极次数最多的，14次。
这是老罗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南极越冬了。10月5日，他在秦岭站度过了自己60岁的生日。等到明年4月随42次回国后，老罗就要退休了。
出于工程建设需要，南极项目部每年会有少量人员在科考站越冬。41次在秦岭站越冬的共有43名队员，其中包括32名南极项目部的建设者。越冬期间，他们主要负责秦岭站主站区的室内装饰和机电安装工作，并对管线等设备设施进行巡检维护。
很少有人知道，那么多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黑夜，老罗是怎么度过的。
“为什么你愿意一去再去？”
“去得多了会有种情结，以后回味起来，也会觉得自己这辈子还挺有意思。”老罗说。
“90%的人去了还想去。”在南极项目部，许多人都这么说。
想一去再去的不止是建筑工人。2024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王彬作为南极项目部成员随41次第一次出征南极。他的主要任务是参与秦岭站新能源系统的规划建设与运行调试，重点围绕氢能源应用展开工作——这些都要和工人们并肩作战。
41次时，王彬参与了主楼地面积雪清除、新能源区场地清理和坐标标定等工作，为主楼施工和新能源建设开辟作业面。他最难忘的，是为了完成从新能源区到站区后勤中心的电缆铺设任务，当时在秦岭站的70多人一起手拉肩扛，拖拽着单根重达6吨的电缆，顶着大风在满是冰碴的地面上艰难前行。最终，经过10个小时艰苦奋战，16根电缆全部铺设完成。
“在南极，施工窗口期非常有限。”王彬说，“在那里，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工人，每个人都有争分夺秒的紧迫感。”
今年2月28日，即将离开南极回国的王彬拍照留念，与两个月前刚抵达时相比，照片里的他晒黑了许多，也沧桑了许多，看起来和一个工人没什么区别。
在那之后，只过了不到9个月，王彬又成了42次500多名队员中的一位。他说自己愿意重返南极，是因为在那里做科研，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41次期间，王彬和队友在南极首次部署了氢能源系统，并成功产生第一方绿氢、发出第一度绿电。按计划，42次时，他们将进一步推动含氢的新能源系统在秦岭站的深化应用与技术升级。
王彬觉得，南极是验证技术、挑战极限的天然现场，每一次出征都可能解决一个实际难题、推动一项技术突破，“这种探索所带来的成就感与使命感，足以超越所有艰难险阻”。
万尚在参加我国第41次南极科学考察时写下的日记。本报记者 蒋菡 摄
“不可或缺的基石”
今年出发前，万尚已经参加了我国第38、40和41次南极科考。
“第38次基础预埋，第40次主体搭建，第41次主体完成，第42次即将完工。从无到有，我们像搭积木一样把秦岭站一点点建起来，很有成就感。这是我想坚持干下去的原因。”万尚说。
得知自己最后时刻进入南极项目部名单时，万尚正在家里休息。9月中旬结束在广东一个高铁项目上的工作后，他一直歇到了10月底。那一个半月，是万尚打工十多年来给自己放的最长的假。
他想多陪陪两个孩子，尤其是13岁的女儿。
女儿刚上初一，在学校不太适应，再加上进入青春期，情绪时不时有波动。万尚在家的时候，平时每天接送她和6岁的儿子上下学，周末就带着他们去爬山。他还常常跟女儿聊自己在十多岁时的经历。慢慢地，女儿跟这个常年在外的爸爸亲近起来。
万尚出发去上海前一晚，女儿第一次在告别时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不舍地问：“爸爸，你明天可以不走吗？”
住进“雪龙”号宿舍当晚，万尚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在9月归家后这段珍贵的日子里，他们终于再次体会到了这久违的父爱。”
万尚外表高大壮实，内心却细腻柔软。他不爱喝酒、打牌，而是喜欢“写点什么”，在工人中显得有些另类。“在外打工的人很多时候是矛盾的、挣扎的，容易变得没有灵魂。”万尚说，“我在努力让自己不丢失灵魂。”
40次和41次返航后，万尚给两个孩子带回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礼物——他在南极之行中写下的日记，“想让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日记里，万尚写下了南极的美，“刚刚坐上挖机，悬崖下的海水里突然蹿出一条鲸鱼，灰色的身体，圆鼓鼓的脑袋，却在眨眼间消失在了海面”；写下了工作的忙碌，“趁着好天气与时间、气候赛跑，争分夺秒地把货物卸下船，几乎是24小时轮流上，现场热火朝天”；写下了对家人的思念，“短暂的离别不是距离的拉远，而是心灵的靠近，因为那份思念让心更加紧密相连”。
万尚也写到了王彬。“今年来了许多知识分子……甚至还有清华的教授，也和我们干一样的活，看起来也和普通大众一样。直到和他们聊天，才显示出他们的与众不同。谈吐中透露的自信、得体、涵养，明显区别于普通人。”
万尚或许不知道的是，在“知识分子”王彬眼里，他和他的工友们同样不是“普通人”。“科考站建设者在极端环境中把设计蓝图转化为现实，他们不仅是南极科考事业不可或缺的基石，也代表着人类探索精神中特别坚实、沉默和值得尊敬的那一部分。”王彬说。
在《南极探险记》里，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挪威极地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记录了他和同伴们在1911年12月14日成功登陆南极的经历。另一位挪威探险家、曾在1893年远征北极点的弗里乔夫·南森在该书的序中这样写道：“这是人类思想和人类力量战胜大自然统治和力量的一场胜利，是让我们跳出灰暗单调的日常生活的一次壮举。”
去南极，是万尚们的壮举。
“每一项科研里都有我们”
11月1日9时许，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码头人头攒动。
在“雪龙”号前，身穿暗红色毛衣的李乐抬头向舷梯方向张望，考察队员代表正陆续下船参加出征仪式。
虽然每个队员都穿着同样的队服，李乐还是一眼看到了丈夫郑迪，她的脸上立刻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2011年国庆节期间，李乐从北京到上海旅游，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郑迪。当时朋友提到的那句“他马上要去南极建科考站”成了郑迪在李乐心里独特的“加分项”。“当时我就觉得，能去南极干活的人应该挺厉害的。”李乐略显腼腆地说。
2009年，郑迪大学毕业进入南极项目部，一干就是16年。2020年，他开始担任南极项目部经理。2023年起，他已连续3年带队出征。
李乐能明显感受到丈夫3年间的变化，“去南极工作压力很大，前两年出发时他多少有些紧张，这次已经比较淡定了”。
科考站一天天拔地而起，建站的人一点点成熟。
9时30分，出征仪式开始。据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负责人介绍，本次考察将重点开展三项任务，其中之一是推进秦岭站配套设施建设与系统优化——该任务主要由郑迪带队完成。
按照计划，南极项目部将完善秦岭站科研栋、储油供油系统和通讯网络等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考察站运行保障和科学研究支撑能力。同时继续验证已建成的海水淡化、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国产化设施设备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性，寻求新突破。
南极科考，一去8万海里，往返要4个多月。虽然已不是第一次送行，不过当代表启程的汽笛声响起时，一直把手机镜头对着丈夫拍摄的李乐还是一下就红了眼眶。
每个去南极的人都有自己的“舍”。
34岁的张州是南极项目部技术员，已经连续参加了40、41和42次。“今年3月19日回来，赶上孩子4月6日出生。在家待了一个多月，回到项目部完成41次收尾工作，接着就开始准备42次的材料清单。”他说，“明年回来，孩子应该能扶着墙站了。”
32岁的钢结构安装工张利新是“南极二代”，今年第4次去。这次他的行李里有两罐妈妈做的辣椒酱，要带给在秦岭站越冬的水暖工父亲张建，“他太久没回家了，让他尝尝家里的味道”。
远在天涯的张建最牵挂的是92岁的老母亲。每次他问起，张利新都说“挺好的”。事实上，“今年6月奶奶感冒，直到8月才恢复”。
这次张利新要去南极，奶奶老哭，怕再也见不到孙子了。“但我还得去，得挣钱。”张利新说。谈及南极的苦，他笑着反问：“工人家孩子还怕苦吗？”
每个去南极的人都有自己的“得”。
53岁的王世明这回是第4次去南极。“说‘家国情怀’这个词可能有点大，但我们去了南极之后觉得当之无愧。”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不了解科学家们做的事，但相信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在南极，每一项科研里都有我们。”
王世明记得，40次时，“雪龙2”号到了恩克斯堡岛，工人们下船干活，科学家们继续坐船科考。“他们离开的时候那里什么都没有。50多天后他们回来时，看到秦岭站主体已经起来了，一个个激动得都要哭了。”
今年3月，中铁建工集团成立了极地研究中心，将统筹资源从极地装备、极地科研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
“南极的活不好干，去的人身心都面临很大挑战，但在南极搞建设，很多方面属于‘无人区’，有很多空白等待我们去填补。”该中心主任闫高峰兴致勃勃地说，“我们干的不是项目，是极地事业。”
“明年我也想去。”闫高峰补了句。
12月7日，《新闻联播》播发消息：目前，两条破冰船再加上直升机、雪地车，一场海陆空协同的卸货作业正在南极全面展开。中山站卸货作业计划持续两周，结束后，“雪龙”号和“雪龙2”号将分别驶向秦岭站和长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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