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山东股票配资公司，明朝的第十一任皇帝，31岁的明武宗朱厚照去世。由于他无子嗣，也没有与父亲同母的兄弟，帝位继承问题变得极为复杂。在这一局面下，武宗的堂弟朱厚熜顺利登基，成为了后来的嘉靖皇帝。
然而，嘉靖一即位，立刻便陷入了一个涉及身份和继承权的大争论之中。问题的焦点，竟然是是否能继续称亲生父亲为父。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坚持认为，嘉靖的父亲兴献王仅是藩王，既没有参与皇位继承权，也没有享有足够的尊崇地位，因此，嘉靖应当继承明孝宗的家谱，过继为孝宗之子。而根据“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嫡长子继承法，嘉靖若要成为皇帝，理应以父亲明孝宗为父。然而，嘉靖皇帝却坚决不同意。他坚信，自己是按照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所确立的继承法则，成为了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而且，明武宗在遗诏中明确指出，“伦序当立”，也就是自己理应继承帝位，无需过继给明孝宗。在嘉靖看来，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才是理应被尊崇的人。
不止如此，嘉靖皇帝还一心想要将生父兴献帝安置在太庙之中，而为此，他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彻底改动了原有的太庙制度。嘉靖十年（1531年），他下令将德祖（明太祖）从太庙寝殿中移出，改为尊奉太祖为明朝的始祖，将太祖神位置于寝殿的正中。这样做的表面理由，似乎是对太祖的尊崇，但实际上却是为了给兴献帝腾出位置。他将德祖移出太庙后，寝殿内的神位空出了一个位置，这样便为兴献帝入祀太庙提供了便利。
展开剩余64%接下来，嘉靖还提出要将太庙的管理制度从“同堂异室制”改为“都宫别殿制”。在同堂异室制下，历代皇帝的神主一同供奉在太庙的寝殿中，每位皇帝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而都宫别殿制则要求每位皇帝都有专门的庙宇进行祭祀。这一变革，表面上看是对太庙制度的改进，但实际上是为了给嘉靖帝的父亲兴献帝争取一个专属庙宇。而这一改革并没有顺利进行下去，因其阻力过大，未能立即实施。
然而，命运似乎偏偏站在了嘉靖帝一边。嘉靖十三年（1534年），南京太庙因大火被摧毁。对此，夏言建议嘉靖帝顺势进行庙制改革。嘉靖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决定兴建新的太庙，并停止对南京太庙的祭祀。新的太庙终于在嘉靖十五年（1536年）完成。尽管太庙大体上仍旧保留了传统的同堂异室制，但在其东南侧，嘉靖帝为兴献帝建了一座独立的庙，名为献皇帝庙。虽无法直接将兴献帝的神位放入太庙，但至少在形式上提升了其地位。
嘉靖十七年（1538年），一位退休官员上书提议为兴献帝上庙号，并让其配享明堂。对于这一提议，朝廷内部分意见分歧，一些人认为应当将庙号给皇帝的父亲兴献帝，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为明太宗朱棣上庙号。嘉靖帝当然支持为父亲上庙号，并在改庙号的过程中，对明太宗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将“太宗”更改为“成祖”。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对太宗的尊敬，但实际上却透露出嘉靖帝对自己父亲身份的强化，也使得朱棣的篡位历史更加扑朔迷离。
尽管如此，改变庙制和祭祀问题始终面临着巨大困难。嘉靖帝的一些改动遭遇了强烈的反对，尤其是当他为了让自己父亲的神位稳固而做出的决策。最终，嘉靖帝的父亲兴献帝的庙号“睿宗”虽得以进入太庙，但实际祭祀中，始终没有完全恢复到他所期待的地位。
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嘉靖帝面临着生母方皇后的去世，他决定提前为其预定庙位。这一决定，引发了朝中的强烈反响。朝臣们认为，嘉靖帝的做法违反了皇家宗法传统，但由于嘉靖帝的威权和大臣们对其恐惧，最终他得以实现将方皇后入祀太庙的目标，甚至迫使迁出仁宗神主，完成了对父亲和母亲的最终安排。
然而，嘉靖帝的做法却引发了不少的历史疑问，尤其是在后续的帝位更替过程中。明朝的宗庙制度和帝位传承最终随着嘉靖帝的去世而发生了变化，直至明朝灭亡时，睿宗神主依旧未被正式迁出太庙。太庙作为帝王正统的象征，在政治历史的演变中，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嘉靖帝的种种举措，反映了其执政时期复杂的政治博弈和对历史传承的深刻思考山东股票配资公司，尽管这一切并未最终圆满解决，但也展示了历史中对正统与合法性的不断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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